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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以其源远流长，兼容并包的东方特性，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消融的古文明，其原因与其“上半场工匠治国”和“下半场王道图志”有关。 中华文明号称上下5000年，粗略划分，上半场大约3000年，下半场2000年。公元前的上半场产生了群星璀璨的圣贤巨匠，被称为华夏（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公元后的下半场，产生了一呼百应的王道霸权，毁誉参半。 实际上，中华文明是用上半场圣贤巨匠的思想体系指导和巩固了下半场的王道霸权。下半场是在围绕上半场确立的轴心转，继承和传扬了圣贤巨匠们的魂魄和精神。可以这样说，中华文明没有中断，是圣贤巨匠们创造的基本骨架在起作用，它就像酿酒行业的曲，决定着酒的骨气和风格。正如曲是酒之骨一样，我们认为，贤是国之骨。
可以这样说，没有“圣贤”和“巨匠”的国家，是不值得羡慕和朝圣的；没有“贤人”和“匠人”的企业，是不值得尊敬和深究的。因此，一直以来，中国才有了“用圣者固，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的说法。现在来看，极其有道理。贤人和匠人是一个组织的骨气、底气和血液，也是芯片。一个组织拥有的贤达巨匠越多，这个组织的产品越让人信赖，文化越让人仰慕，品格越让人崇敬。 清香汾酒作为“中国酒魂”和“国酒之源、清香之祖，文化之根”，是中国白酒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是中国白酒的“母体香型”创造者和典型代表。他就像中国酿酒领域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江，一座大山，6000年来汇聚了群星璀璨的大师巨匠。其中，在全行业最引人注目的是著名的“汾酒十贤”，他们为汾酒知名度、美誉度、信任度，做出了不朽贡献。他们是—— 高湛：为汾酒（汾清）奠定“御酒”地位的北齐武成皇帝，谓之“汾酒名匠”； 杜牧：让汾酒以诗扬名，蜚声中外，从而奠定山西杏花村“中国诗酒文化第一村”地位的唐朝大诗人，谓之“汾酒诗匠”； 傅山：精研和改良竹叶青酒秘方，为杏花村酒坊题词“得造花香”的明末清初医学家、思想家、书法家，谓之“汾酒医匠”；
曹树谷：以七首《汾酒曲》真实反映山西杏花村酿酒的历史和盛况，以及汾酒的传承、技艺和知名度的清朝诗人，谓之“汾酒史匠”； 杨得龄：民初14岁酒坊学徒，为汾酒呕心沥血66年，经营和治理汾酒前身“义泉泳”和“晋裕汾酒公司”，使汾酒在国际上两次获大奖，在国内6次夺魁的老掌柜，谓之“汾酒营匠”； 方心芳：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现代工业微生物学开拓者和应用现代微生物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传统发酵产品的先驱者之一。1933年考察杏花村，与杨得龄一起探讨汾酒酿造技艺，总结出著名的“七必秘诀”，并写出了我国制曲酿酒的第一批科学论文《汾酒酿造情形报告》等，谓之“汾酒艺匠”； 秦含章：中国食品工业奠基人，工业发酵与酿造技术的拓荒者和学术带头人，酿造界共奉的一代宗师、酒界泰斗。为“汾酒标准”和“清香类型白酒技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开创了汾酒酿造史上应用现代科学理论指导传统工艺的先河。1964-1965年，秦含章主持了著名的“汾酒试点”，谓之“汾酒科匠”；
秦斌：1960—1966年，担任杏花村汾酒厂厂长，1962年亲自向周恩来总理点将，邀请秦含章搞“汾酒试点”，谓之“汾酒师匠”； 常贵明：投身汾酒事业50年，担任主要领导17年，享有“酿酒界泰斗、汾酒厂功臣”之美誉。任职期间，汾酒连续六年获得“综合经济效益全国轻工业第一名”，成为全国酒业的“汾老大”，谓之“汾酒大匠”； 赵迎路：2013年被汾酒集团列为标杆式人物，并号召全公司员工向他学习。2013年被评为“感动山西”十大人物之一。赵迎路大力推进汾酒工艺创新，创新总结出汾酒“三高、四准、两过硬”操作法，推动汾酒全国轻工业首家获得“国家质量奖”和“国家企业技术进步奖”，谓之“汾酒创匠”。
“汾酒十贤”个个身怀绝技，开创先河。他们是汾酒名扬世界和开拓发展的大师巨匠，推动汾酒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是汾酒的文化火种、技艺先驱和稀缺资源。 “
汾酒十贤”在中国酿酒行业，甚至世界酿酒行业，创造了史无前列和精彩传奇的“名匠、诗匠、医匠、史匠、营匠、艺匠、科匠、师匠、大匠、创匠”之“十匠精神”，书写了中国清香汾酒的成名史和灵魂史，开创了中国白酒的科技标杆和质量高地，树立了中国白酒的东方品格和世界价值，他们必将划破长空、永载史册。汾酒集团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供稿
